农民工：一个新阶层的权利主张（四）

pengzhongli

彭中礼

四、政府责任与制度正义
带着城乡差别的历史烙印来到城市的农民，不仅会有权利困境，而且遇到精神上的困惑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对他们的接纳也有一个过程，但这种精神世界的匮乏能否得到改善，事关社会公平，考量社会良知，也拷问政府的责任。
事实上，对农民工的关注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共同话题。我们社会的良知正在日益的苏醒，人们先前对农民工的麻木、排斥、厌恶甚至压制的不理解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逐步的认识到了农民工的存在对于城市的价值，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同时也开始理解农民工，开始对农民工给予了更多的认同。如近年来多媒体对那些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曝光，把视点放在了农民工的权利保障方面，还有有些媒体在炎热高温的夏天持续关注农民工的工作环境，监督一些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肆意压榨与趋赶。与此相随的是，我们的社会公民对农民工已经开始显得宽容起来了，当然，在所有的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转变莫过于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日益重视，也就是说，政府的态度正在发生许多值得注意的大变化。或者更符合事实的说，我们的政府已经从一个对农民工不怎么关注的立场逐步的转变成了一个负责的政府。
民工是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有权利要求获得充分的权利保障，包括获得更高的收入，获得与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主体人格地位等等。这一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而且是能够做到的。在这样的理念下，政府从最初对待农民工出现的阻截、隔离态度转到了现在的引导、重视，政府对待农民工的责任意识不断强化。2000年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部各行政职能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和部门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法律解释，试图在更为广阔的领域解决农民工问题。从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疏导和关注的程度来看，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有两和，一是2003年废除了“收客遗送制度”。该制度的废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它表明我国政策已从阻挠农民工进城轩变为引导农民进城；第二，农民工在现代城市的生存环境将会逐步改善；第三，它同时也表明了政府力图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决心和勇气。二是2006年３月２７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解决方式，表明政府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是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
应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呼吁与自上而下的回就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在对待农民工问题的一种良性的互动。这样互动对于农民工来说，将会产生更为宽松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得农民工在现代化城市更具有融洽性。另一方面，这种互动也表明了社会良知、政府作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合意，这样将会对农民工所身民多的制度环境有良好的改进作用，为实现制度正义提供了民意基础。罗尔斯曾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他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尽管作为个人对制度正义的渴望未必会大于对物质财富的渴望或对其它事物的渴望，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正义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相比，有更大的价值——人们正是在一定的体现着正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进行协作劳动、共同生产，而人们——作为一个个的个人——所追求的物质财富正是在协作劳动、共同合作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正因为如此，对一个社会而言，对法律制度正义的追求应置于最高地位。 而制度的正义首要体现的就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肩负着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责任。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职责。在合理的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要素，但其中政府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运作过程中，充分保护所有公民的生命权利、劳动权利、财产权利等各项合理权利是政府的核心责任。一个社会要想能够实现全社会的共赢，要想实现社会和谐，要想实现公平正义，只有使市场经济在一个具备制度正义、权利义务分配合理的框架下运行，并且在保证全社会各阶层和各职业的人们的利益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些，就需要政府以负责的精神去实现制度的正义，保证制度的正义。
当然，我们政府的责任的突显还是有值得反思之处的。政府上述种种举措，尽管令人感动，但由于无法唤起制度理性的支撑，有可能成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过眼云烟。因此，政府责任应该与制度创新相结合，通过废除旧有的导致农民工被隔离的制度，创造新的保障农民工权利的法律制度，从而为农民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充分有利的支撑。

[发帖际遇]: pengzhongli请朋友们喝酒, 用了金钱9.

xiaofox

拿分走人呵呵，楼下继续！

huanghe

帮你顶，人还是厚道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