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的人文透视

春秋闲人

患病，乃一种特殊境遇。无论肉体、意志和灵魂，皆一改常貌而坠入一种孤立、紊乱、虚弱、消耗极大的低迷状态。一个生病的人，心理体积会缩小，会变异，会生出很多尖锐细碎的东西，像老人那样警觉多疑，像婴儿那样容易自伤……他对身体失去了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熨贴和温馨的感觉，俨然侵入了异质，一个人的肉体被辟作了两瓣——污染的和清洁的，有毒的和安全的，忠实的与背叛的……他和自己的敌人睡在一起，俨然一个分裂着的祖国。

求医，正是冲此“统一大业”而来。

相对白衣人的优越与从容，患者的弱势一开始即注定了。他扮演的是一被动的羔羊角色，对自身近乎无知，束手无策，被肉体的秘密蒙在鼓里——而底细和真相却攥在人家手中。身体的“过失”使之像所有得咎者那样陷入欲罢不能的自卑与焦虑，其意志和力量天然地被削弱了，连人格都被贬谪了。他敬畏地看着那些威风凛凛的白衣人——除了尊重与虔诚，还混含着类似巴结、讨好、恭维、攀附等意味。他变了，变得认不出自己，唯唯诺诺，凄凄惶惶，对白衣人的每道指令、每一抹表情都奉若神明。那是些多有力量的人啊，与自个完全不同，他们代表医学，操控着生命的方程和密码。

对于患者的种种弱势表现，他是习以为常、乐然漠然受之，还是引为不安、勿敢怠慢？在一名优秀的白衣人那里，患者应首先被视作一个“合格”的生命，而非一个被贬低了的客体。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他一定会意识到：再去贬低一个已经贬低了自己的人，于心于职都是有罪的。同时，他也一定能谙悟：正是在患者这种可怜兮兮的表象下却潜伏着一股惊人的力量——一股让人难以抗拒的莫大的道义希冀和神圣诉求，它是如此震撼人心、亟需回报，容不得犹豫和躲闪，你必须照单领受并倾力以赴，方能不辜负之。不知现代医学教程中有无关于“弱势”心理的描述？我以为它是珍贵而必须的，每个白衣人都应熟悉并思考如何善待它。

“弱势”在良知一方总能激起高尚的同情和超量回报。但在另一类那里，情势就不妙了——

走进挂有门诊牌号的格子，随时可见这样的两位“交谈者”：一方正努力陈述痛苦，显露出求助的不安，同时不忘递上恭维；一方则满脸冷漠，皱着眉头，一副轻描淡写、厌倦不耐的样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接见”，如贵族之于乞丐，官宦之于芥民。更要命的是，很多时候，这涉关“生死大计”的接见维持不了几分钟即草草收场了，更像是个照面。若患者对轻易挥就的那寸小纸片不放心，还巴望着多磨蹭会儿，白衣人便道：“先试试看，再说……”其实，这话大有端倪，也就是说，此次诊断只是个演习，乃试验性的，他已提前透支了一道权力——一次允许犯错误的机会。

细想一下那些粗鲁的医学行为，若稍加警觉，许多细节皆令人不寒而悚。

一名正实习或上岗伊始的医生常有这样的体会：当病人径直朝自己走来——一点亦不嫌弃自己的年轻、在冷冷清清的案前坐下时，自己的内心会激起多么大的亢奋和感动啊，他定会比前辈们表现出更大的热忱与细致，会倾其所有、使尽浑身解数以答谢这位可敬的病人……遗憾的是，随着光阴流逝，随着日复一日的积习，这份珍贵的精神印象便和其他青春记忆一起，在其脑海中褪色了……当一个白衣人终于持有了梦寐以求的工龄和资历之际，他究竟比年轻时多出了些什么呢？

常闻病人家属向大夫送“红包”之事，亦曾目睹有人在医生面前苦苦央求乃至下跪一幕，那时我想，我们的医职人员何以让患者“弱”到了此等不堪呢？那“包”和“跪”里装的是什么？是人家对你的恐惧，是对你人格的不信任，是走投无路的灵魂跌撞与挣扎……




在和平年代，医院已正式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

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深厚的人道心理和生命关怀力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视为“合理”——这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

从古老的诞辰日起，医学即注册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为终极目标的，这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必须救活他”——假如医学在这一誓言前让步了、畏缩了，那她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损害，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美国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回忆了一桩终生难忘的事：

一位年轻的实习大夫，在目睹自己的一名患者死去时，竟失声痛哭。作者尤其指出，那死并非“事故”所致。也就是说，按通常理解，医方并无过失。可一个并无过失之人何以伤心到“必须哭泣”的地步呢？

意义即在此，境界即在此，信仰即在此。

我想，那一刻，促使年轻人流泪的除了悲悯之外，还有赖于另一项更重要的刺激，即一个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医学之无能！医学对一个生命的辜负和遗弃！他见证了这一幕，他感到震惊，感到害怕，感到疼痛和悲愤，感到了内心的“罪感”……

习惯死亡是可怕的。倘若连一颗心脏的骤停——这样巨大的事实都唤不起情感的颤动，这说明什么呢？麻木与迟钝岂不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植物心态？在所有的医疗事故中，同情心的死亡乃最恐怖的一种。

让我们与托马斯一道，向这份珍贵的哭泣致敬！它来自一名年轻人献给这世界最干净的礼物：痛苦和自责的勇气。

做一名白衣人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忧郁的日子里来见您。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捱了那么久的煎熬，打听了那么多门牌和号码，费尽周折，终于站在了您——一个有力量的人面前。他强打精神，满怀期待，献上感激，指着自己的心脏、胸口或某个沉重的部位：这儿，这儿……

他选中了您，也就把身体的支配权给了您，亦把巨大的荣誉和信赖给了您，仰仗您能挽救他，留住未来的时日和幸福。总之，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见您的。无论一个平素多么轩昂和自恃有力的人，此时，其眼眸深处都跳跃着一粒颤抖的火苗：请，救救我……

可是，尊敬的白衣人，您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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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五

做为医生，当然是受人尊敬的，

但是现在看病难，看病贵，

我没办法尊敬他

[发帖际遇]: 王老五请朋友们吃饭, 花费金钱14.

王老五

板凳费”是看病难的真实缩影

赵志疆

“晚上宝宝发高烧、抽搐，从外地赶到武汉市儿童医院住院，却被告知没有病床，只能在走廊上坐板凳，而且要收费。”连日来，不断有读者反映这一情况。8月16日，记者调查后发现确有此事，每个板凳每天还要收费十元。院方表示，住院部此举违规，将彻查。（8月17日 长江商报）

“板凳费”的横空出世，令许多人大跌眼镜，批评质疑之声因此不绝于耳。关于“板凳费”自身的荒谬，笔者无疑赘言。相比之下，我更关心这样的问题：荒唐的“板凳费”何以出现？或者换句话说，大医院何以理直气壮地向患者收取这项“昧心钱”？

毫无疑问，“板凳费”出现的背景是医院人满为患、病床紧张，而这显然是因为前来求医问诊的患者数量过多所致。仅从医院轻车熟路地收取“板凳费”来看，医院早已习惯了这种供需极不平衡的现状，那么，患者为什么热衷大医院？某位患者家长的话或许是一种解释——11个月大的儿子已经持续发烧20多天，虽然点滴不停地在打，可就是不退烧，这才赶到大医院来诊治。

“看病难”有目共睹，很多专家学者不止一次地指出“看病难主要体现在大医院，而患者过于追求大医院正是其中关键所在。”这样的论述无疑十分准确，但公众似乎总是想不明白这样浅显的道理——其中原因，不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尽可能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更为关键的是，很多人是在久治不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迎难而上”。“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使用在医疗卫生领域格外贴切，当基层医院20多天尚且医治不好简单的发烧症状的时候，心急如焚的家长怎能不把大医院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当无数家长因此而走到一起的时候，大医院怎能不人满为患？由此也就使医院的“趁火打劫”成为可能。

毋庸讳言，相比起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医疗卫生投入不仅存在着很大的缺口，而且分配也不平衡。大医院在资源分配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慕名而来的患者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大医院的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中，大医院无疑对优秀医疗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至此，医疗机构不免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大医院日渐壮大却依旧人满为患，小医院日渐式微却门可罗雀。当“店大欺客”的大医院居高临下制定各种限制举措的时候，小医院忙着通过制造各种噱头招徕生意，对于患者来说，无论是“迎难而上”直面大医院“宰客”，还是义无反顾扮演小医院的“实验品”，都难逃遍体鳞伤的最终结局，到哪里寻医问诊，也许还真是个问题。

此次事件曝光之后，武汉市儿童医院表示将“彻查”。笔者相信，经历过此次风波，“板凳费”最终将寿终正寝，但看病难是否能迎刃而解，答案恐怕不容乐观。在基层医院20多天医治不好发烧、患者家属挤满医院走廊的现实背景中，缴纳“板凳费”也许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是千辛万苦赶到医院，才发现即使是走廊里的一条板凳也求之不得。

如果将“板凳费”比喻为“趁火打劫”的话，严惩“打劫”固然重要，更为关键的是“灭火”。反思此次事件，与其囿于“板凳费”的噱头简单宣泄情绪，不如通过这样一面镜子来审视看病难的真实成因。8500亿元新医改投入如何分配，由此也不难得到一种有益的启示——在兼顾大医院公益属性的前提之下，更应该将关注的目光置于那些“连发烧都治不好的小医院”。如果“火势”不能得以遏制，难免会出现各类“打劫”行为，纵使取消了“板凳费”，难保不会出现其他令人啼笑皆非的收费，而这充其量不过是变换一种“打劫”手段而已。

阿丹

我本人是很羡慕医生的职业。

ylc1108

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