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人物—邹 永 成的那点臭事

ulcal

革命党那些糗事



革命党的筹款行动，除了徐锡麟的抢银行外，还有同盟会湖北分支的盗金佛。湖北分支的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居正等。他们在武汉活动，最后闹得“坐食山崩，资金不敷”，于是在居正的启发下，焦达峰和居正一起去蕲州一带一个香火很旺的达城庙踩点，计划将庙里的金菩萨偷走，把金熔化了卖钱。开始踩了两次点都没有机会下手，最后一次终于下手了，还带了几个大力士和一应工具，兵分两路向达城庙进发；焦达峰那一路只有三人，先到了目标地，因为等不来另一队（当晚下暴雨），就先下手，在庙的后面打了一个洞，进去以后把金菩萨扳倒了，结果由于人手不够和有用的工具在另一队，这三人弄了一个晚上，只把金菩萨的一只胳膊卸了下来，天亮之后，挟着金菩萨就想开溜，可惜庙附近的农户（也是庙的信众）起的太早，没有机会了，只好把金菩萨扔到了水塘里，然后狼狈逃窜。路上停下喝水时队伍里的一个大汉还被闻风而至的粮差抓了，不过又被大汉借机逃脱了。至于焦达峰他们这支特殊的筹款队伍最后得以从粮差手里脱身，还则有赖于他们队伍里有人知晓会堂行话，和粮差能有另一层面的特殊沟通。比盗金佛还要更离奇的，那就是下蒙汗药。

　　当时有个湖南人叫邹永成的，刚从日本回来，去武汉看望革命同志孙武，见焦达峰叹息经费之事，于是提供情报说他的婶子有很多值钱的首饰。这群为了伟大事业献身的革命者，开始把眼睛盯到了这些首饰上。他们设法从新军里弄来了一些麻醉品，放到这位婶子的早饭里，想把她麻倒之后再从容取其首饰贡献于革命。结果，等到孙武、焦达峰一干人马按时行动时却发现这位婶子“立于堂前，言笑自若”：当然行动也就又一次宣告失败。

　　湘中同志邹永成等以经费不足，与居觉生谋取某处金菩萨，居为响导，邹任经费，而焦（达峰）、杨（任）、谢（介僧）等各招所部健者数人，乘夜往取。既得之，而半途又失之，乃先后回湘。邹永成复自劫其弟，以要其叔母出资取赎，同为当时事实，后为笑柄。（曾杰《黄花岗与中部同盟会》）

　　清朝末年，外汇革命党人热情高涨。居正、焦达峰等在武汉三镇“奔驰不倦，狂热勃发，若不知革命为危险事者”。但革命经费缺乏，孙武、邓玉麟等人“典质已尽，仅余蓝布衫一件，谁外出，谁服之耳”。19114年4月，开会时，居正说起蕲州达城庙的金菩萨，远近闻名，如果是真金，则价值连城，经费一举解决，大家听说，雀跃万分，于是决定居正与焦达峰先行侦探。两人到后，先瞻仰金菩萨，并拿香资塞给和尚，得以近距离观察，焦达峰并以手摇撼金菩萨，果然纹丝不动，似为真金。

　　和尚也说，菩萨历年久，威灵显赫，有求必应，故年年有人许愿装金。5月，居正与蕲州人查光佛、新军第四十九标马队排长刘文锦先到蕲州镇，再上三角山，准备夜晚从山上直奔达城庙，可惜那天非常闷热，乡民在庙边纳凉过夜，无法下手。7月，焦达峰从湖南，带“健儿”黎大汉来，黎身手矫健，大家第三次动手，这次果然成功，但金菩萨却是铜铸的，并且被人追赶，大家还险些送命。

　　邹永成，字器之（1882—1955），湖南隆回罗洪乡人，著名学者邹汉勋之孙，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924年，孙中山特别指定他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8年组织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积极从事和平解放湖南运动。解放后，被委任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

　　邹永成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从小只爱剑术喜兵书。十四岁父亲去世后，他便离家远游，交结周叔川、陈天华等革命志士。1903年到武汉伯父邹代钧的舆地学社打工，更加广泛结纳天下豪杰，专门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在桂林蔡锷的随营学堂当学生，与黄兴、谭人凤、蔡锷等人发起筹建中国联盟会，后改为中国同盟会。

　　邹永成在辛亥革命中的特点和贡献，就是慷慨解囊，舍私为公，千方百计为革命筹资。他在武汉舆地学社做工期间，就以自己的工资周济贫穷的同志，大家都把他当战国时期的孟尝君看待。

　　1908年伯父邹代钧去世，正值辛亥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邹永成逃往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习。鉴于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南方起义多次失败，邹永成与宋教仁、谭人凤等商议，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

　　他们雄心勃勃，从战略上来看，在长江流域发难，可四方辐射，直逼中原。但是“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一日无粮千兵散”这又让他们伤透了脑筋。孙中山为中国革命想尽了办法，辛辛苦苦，周游世界，在华侨中筹集了一些资金，但已在多次举动中消耗殆尽。

　　邹永成宁要革命，不要家财。他毅然将祖传100多石租的契子抵押给祖伯，得2000元，在宝庆河街岭开了一家店做联络机关。这点钱远远不够用，邹永成便与谭二式商量，物色一个会党朋友到族伯家去盗取宋朝遗留下来的传家宝——王羲之墨迹《兰亭序》。可是连去三次未曾盗着。

　　有人对邹永成说，南洋印刷局谢祝轩翻印了舆地学社的地图，赚了很多钱，他堂兄要去告谢祝轩的状。邹永成悉信，觉得有机可乘，便谎称是自己翻印，要堂兄莫告状。结果，谢祝轩给了他1000元，邹永成便带了这笔钱，与谢价僧赴武汉活动。

　　在当时炽热的武汉革命中心，这点钱仍然是杯水车薪，远不济用。革命同志一天只能喝上两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出外的衣服得轮流使用，其他开支更是捉襟见肘。如此下去，革命何以开展?

　　邹永成记得，蕲州三角山庵堂里有个金菩萨，若能弄到手，可换一笔钱充革命经费。一天夜晚下着大雨，邹永成与焦达峰、孙武等人赶到佛寺，趁着雨声掩护，掘墙入寺，将金菩萨抬了下来，但这尊金菩萨很重，五六个人也难以抬走，他们便想捶碎分运，捶了很久，才捶下一小块。响声惊醒了寺里和尚，一帮人手持棍棒，吆喝着向他们扑来。他们仓皇逃跑连行李都没来得及带。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邹永成竟想盗取伯母的金条。他要孙武找人配了麻醉药，放入自己买的一瓶上等葡萄酒内，携酒对伯母说：“侄儿明天要到日本去，特来向伯母告辞。”伯母对他热情备至，很快就炒了菜肴，同他一起喝酒。但是，酒喝完了，伯母只说：“这酒不好，有点上头。”并未昏倒。原来是闷药配得不好，效力不大。

　　其伯母的小儿子邹安众见堂兄出来，就挎上书包追喊：“大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到汉口看戏？”这话被在门外接应的孙武听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问邹永成：“你弟弟在哪个学校读书。”邹永成说：“在黄鹤楼小学堂。”孙武大喜，说：“黄鹤楼小学的校长张振武是共进会员，与邓玉麟很熟，你同邓玉麟去找张校长，就说要带你那小弟到汉口看戏，然后要你伯母拿钱赎人。”邹永成不得已便叫弟弟邹永干与邓玉麟一起去找张校长，把堂弟邹安众骗出学堂，说是到汉口去看戏，将堂弟藏在日本租界旅馆。第二天，伯母不见儿子回来，就派四叔去向邹永成要人。邹永成提出要一笔大钱方可放人。经四叔从中反复调停，最后伯母无可奈何地交出800元，并对邹永成终生怀怨。

　　邹永成又卖掉了祖传的家藏图书，典当衣物首饰等家产，并多方向亲友筹集资金，全部用于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邹永成参与了光复长沙及宝庆、新化的组织工作。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急需经费。他别无办法，又打起岳父的主意来，其岳父罗伯夷在劝学所掌管金柜，他找岳父要钱。岳父说：“我没有。”邹永成指着金柜道：“您把金柜开开我看看。”岳父说：“那是公家的钱。”邹永成说：“不管是哪家的钱，我都要，以后加息奉还。您今天不给，我立即把金柜砸烂。”岳父无奈，只好气喘吁吁拿出200大洋，双手颤抖着交给女婿。但这点钱离义军的巨大军费开支差额还很大，于是他凭借广泛的社会世交等关系，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如曾子亿先生就出赀800大洋。邹永成便以这些款项克充军饷等费，与邹价人、谢价僧、谭二式、张贯夫等领导人，率队伍光复了宝庆和新化。

人在他乡

还有这等劣迹啊

liuzhou

历史，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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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坪有这等现事报、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