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与周乐庚:两个人,不同人生,最终走向
这是两个完全不能打掉的人。邓正来先生的去世,新闻媒体报道甚多,学者纪念甚多;周乐庚的去世却被当成了一个惨剧,没有灵堂,没有纪念,甚至被当成了不祥。但是,他们的去世时间比较接近,因而却给了我对比深思的机会。我一直就想写一个东西,作为对二者的交代,但是却因懒惰而未动笔。他们已经变成了我身边的过客,我也只能在电脑的文字中对他们进行怀思。但愿,天堂不冷,祝福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有新的开始。 邓正来,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都很熟悉,这是一位有特色的学者,中国最早的学术个体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比较成功的学者之一,他以他的独立特性在中国的法学界、政治学界和翻译学界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可惜的是,天妒英才,在去年年底之时因癌症而去世。我跟邓老师有两面之交。一次是在山东大学,第二届全国法律方法论论坛。论坛结束后,大家去曲阜参观。我与邓老师同坐一辆大巴车。在参观完孔府孔庙之后,大家又去了孔林。这时,唯有邓老师一个人在车上,于是我就大胆和他闲扯了几句。邓老师不去孔林的态度我没有多想,但有了和邓老师的几句简单对话。第二次是数年后,我博士即将毕业,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再次看到邓老师,那时有做他博士后的想法,于是与邓老师有过一次交谈,但是最终因学术志趣差异大而未做进一步探讨。当然,更多的是,看过他翻译的一系列的书,从他的翻译之中和著作之中读到了邓老师雄心壮志。所以,当网上说,邓老师去世之后,我无比震惊和惋惜,老天常不给不平凡人面子,总要让不平凡的人留给人世间一些遗憾,这或许也是一条规律。 周乐庚先生,一次默默无闻的人。甚至过了一年两年,我以及我身边的村子里的人,都会将他忘掉的人。他是我一起长大的玩伴,一起打过架,一起放过牛,一起砍过柴,一起捉过泥鳅,一起读过书,一起有过梦想,还一起玩过扑克牌。不同的是,我打架个子高,我读书比他用功,我打完架以后没有奶奶护短(他有爷爷奶奶护短),最终,我考起了大学,读书读到了我们村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高度(见笑了,但也许是实话)。很多年没见面了,但是经常想起儿时的那些人中,必定会有他。每次打电话回家,爸爸妈妈总会叙说那些事,其中或许会有他们的一些新闻。他们结婚了,他们生子了,他们在广东打工赚了点钱,他们在家建新房子了,这是家长里短,但我愿意听,毕竟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他们现在算是我朋友么,我不知道,但是总隔了点什么。即使回家,能够看到他们,竟然也有了疏远,那种感觉上的疏远。但无论如何,我在关注他们,我希望他们都过得好。然而,就在邓正来先生过世后不久,实际上,是大年的二十六,我从父亲那得到的噩耗是,周乐庚先生骑摩托车被汽车撞死了。这是一个比邓正来先生去世更难以接受的消息。父亲惋惜的声音中我又仿佛看到了那不高的背影,但更看到了他年岁已大的父亲,看到了他据说才出生三个月的儿子…… 邓正来先生去世了,悼念者云集。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因为他为中国学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乐庚先生去世了,却是他的父亲为了要挟肇事者赔偿足额的抚恤金,悲切的请乡亲们阻路封桥。更为悲切的是,最终,因村子习俗的限制,他的遗体却不能再次回村,因而他是“短命鬼”,只能在出事地的河边选择一个地方草草埋葬了!我有点想哭,这又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我只是在想,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这种差别的根源又在哪里?如果,邓正来先生是周乐庚先生,周乐庚先生是邓正来先生,又会是什么样的人生?当然,这不能假设,诸君也会觉得我是在冒犯邓正来先生,但是会不会有人觉得为又是冒犯了周乐庚先生?一切都是假设,您不要为此对我大动肝火,因为我也很受伤。 我以前很羡慕周乐庚先生幸运,因为我跟他每次打架以后,我父母会揍我,他爷爷奶奶却每次到我家上门诉我的罪状,但是我们每次事故之后还会在一起玩;每次,他家门口的红枣树上的红枣熟了,我会羡慕得口水直流,但是我不敢爬上去摘,但他会给我几颗,那时候我特别想在自家种一棵大枣树;每次,我回家需要带弟弟,或者放牛,但是,他不需要,他像没事人一样,陪着我们去放牛(他家不养牛);……直至中考过后,他去了广东,而我选择了读高中。那个时候,他年底回来都是穿着崭新的衣服,我还是愿意傻傻的跟他玩,尽管那时他个头已经没我高了。后来才知道,他那时有了另一种身份——学名农民工,或者,俗称打工仔。我甚至在交谈更多之后,知道,回家衣着光鲜的他背后有不光鲜的遭遇,但是,这不是我能知道的,也不是他父母能知道的,更不是中国的当权者所能知道的。但是他,一直在坚持。也许,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有一个梦想,在四十岁的时候,在自己家种两亩地,也能够过上安定的小日子…… 如今,邓正来先生去世了,这是学术界的损失。 如今,周乐庚先生去世了,这仅仅只是他儿子的损失?他父亲的损失? 反正,哀悼他们。 我能做的,仅仅只是如此。 或许文字有错别字,但是我不想改了,写完了,我就没力气了。
2013年3月15日,长沙 |